援非十个月，当地同事开始叫我“老师”

　　援非的第10个月，当地同事在排班表上对我的称呼突然变成了“老师”，我特意拿着排班表问排班主任巴利是否打印错了？巴利主任肯定地回答我说：“没有打印错，你就是老师！”

　　刚来到赤道几内亚首都马拉博医院工作，当地同事在排班表上对我的称呼是“技师”（ “技师”是当地医生对没有行医执照的医生的称呼）。回想出国前，国内领导鼓励说我们到非洲是作为专家，代表的是中国形象。当看到我被称呼为“技师”，心里很不舒服。但我没有直接纠正当地同事必须称呼我为“医师”，而是希望通过自己的专业技术工作表现说服他们。

　　赤道几内亚当地的官方语言是西班牙语，语言交流是影响我工作的最大障碍。受援助的马拉博医院，是赤道几内亚首都地区唯一的公立综合医院，然而条件却还不如国内的一家农村卫生院。马拉博医院有三到五成的住院病人患有艾滋病，医务工作者的艾滋病职业暴露风险是巨大的。在这样的条件下行医，工作制服、各种操作器械都必须自己动手清洗、打包、消毒、准备，甚至连最基本的防护用品：口罩和帽子，也需要自己解决，带到医院使用，并且为了节约，使用一周才能换新一次。

　　“谈艾色变”的恐惧心理，让我一开始对治疗艾滋病病人有些抵触。当地同事看在眼里，告诫我说：“给艾滋病人操作时，你必须保持镇静。你越害怕，越容易扎到自己！”。护士波利也鼓励我说：“在手术室工作确实很危险，我已经被艾滋病人的针头扎过3次了，但我每次都马上吃药，我现在也没有被感染上。”随着我接触的艾滋病人越来越多，自己也在更衣室的柜子里准备了抗艾滋病毒药物，“谈艾色变”的恐惧心理逐渐克服。

　　马拉博医院实行医药分家，病人治疗所需的各种药品耗材，均需要医生开了清单，让病人到医院外面药店购买后带入医院使用。遇上紧急抢救，常因抢救物品不能及时提供而错失抢救时机，甚至眼睁睁地看着病人死去。鉴于此情况，医疗队高度重视，蔡演歆队长说：“抢救时分秒必争，临床一线是战场，战士手里有枪才能打好战。”医疗队很快给我配发了抢救药物，对于队里没有的抢救药，还向国内援外主管部门申请了费用在当地药房购买。

　　在后来的抢救过程中，由于病人家属不用再奔波到医院外买药，争取了宝贵的时间，成功地抢救回很多病人的生命。

　　新生儿科里的患儿，很多是低体重的艾滋病早产儿，微细而难寻的静脉，穿刺起来，在当地护士眼里是相当棘手的操作，经常抱怨：“这孩子的针太难打，没办法了，转去别的医院治疗。”然而，不能在马拉博医院治疗，意味着只能转去昂贵的私立医院，这对于选择来公立医院治疗的病人来说，将是一个巨大的经济负担。后来，我这位中国麻醉科医生，成了新生儿科里静脉穿刺的“最后一道防线”。新生儿科的当地护士只要碰到静脉穿刺困难，总会喊道：“请叫麻醉科的中国医生过来帮忙！”

　　一天，当地同事胡安对我说：“我想要你和我一组，我遇见麻醉问题时，你能帮我处理。并且有病人需要做全身麻醉时，你可以带着我做。”对于胡安的要求，我爽快地答应。之后，我们间的合作越来越默契，胡安的麻醉技能也快速提高，开始有能力接手许多胸部、肝脏等复杂的手术麻醉。

　　当地医生对我的称呼，从技师，到医生，再到现在的老师，我的心里感到努力有了回报。然而我也清楚在“评价”和“感恩”这事情上，他们心中一把明亮的尺子。在马拉博医院麻醉科里就有这么一块宣传栏，贴着近年来来此工作过的中国与古巴医生的相片。当地同事对于每个中国医生的工作能力、性格、西语水平都能清楚地给出评价。

　　我希望当我离开后，我的相片同样贴在宣传栏上时，当地同事对我更多的是好评。

　　供稿 | 中国第28批援赤道几内亚医疗队

责编：邵宇翔、海外编辑部